鄧小平時代的大逃港，為何如今才被正面肯定？

隨著《歷史轉折點上的鄧小平》熱播，《逃港大行動》這個早已被淡忘的歷史記憶，也露出了冰山一角。劇中展現習仲勛回粵主政，應對“逃港風潮”的情節，讓報告文學《逃港大行動》的作者陳炳安興奮不已。

“長期以來，逃港問題是一個半禁區，但30多年前，習仲勛卻敢于闖入這個‘禁區’。”陳炳安指出，還原這段歷史也帶來一個新問題：我們通常說改革開放的起點是安徽小崗村，但現在好像是習仲勛主政時期的寶安縣，也就是現在的深圳。

逃港事件一直是史學界、新聞界、文學界的禁忌，只是近幾年才有大膽的出版社、報紙、電視臺逐漸觸及這一問題。

積極肯定香港逃港事件 是新認識

晨報：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點上的鄧小平》重現了“逃港潮”。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們是如何評價“大逃港”的？您覺得現在正視這段歷史的意義是什么？

陳炳安：逃港問題，建國30年來一直存在，就像國內政策的“晴雨表”。國內局勢穩定，經濟復蘇，邊境逃港的人就少。國內局勢動蕩，如1957年強迫農民入集體，1961、1962年發生饑荒，邊境的人就會逃。剛開始逃港是被視為叛國、投敵，要受到嚴厲的懲罰。當局用“堵”的辦法，用鐵絲網、警犬，不讓民眾逃港。后來看不管用，就改成“松”，也就是以“思想教育”為主，學習毛澤東著作，唱革命歌曲，批判“資本主義道路”。這樣做的效果，一時還比較好。 后來人還是逃，就改用“引導”的方法，即發展經濟、搞“改革開放”，而且成功了。逃港問題一直是歷史界、新聞界、文學界的禁區。近些年，一些比較大膽的出版社、報紙、電視也逐漸觸及這個問題。中央電視臺最近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點上的鄧小平》就寫到了逃港問題，而且是積極肯定的，說明中央對這件事有了新的認識，可以說是向前邁出了一小步。

晨報：逃往香港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陳炳安：主要是經濟方面。那時候生活太艱苦了，對岸可以喝早茶，電視機、洗衣機都有，對岸還吃著泡紅薯。他們為什么不逃呢？70年代以后，有一部分人因為政治原因逃到香港，比如知青，他們從文革的噩夢中醒來，覺得自己被欺騙了，想尋找自己的理想。這樣的人很多。

已故歌手羅文曾是香港難民

晨報：由于大批逃港人員，廣東寶安縣十戶九戶人家都空了。您采訪了一百多位逃港人員，他們是如何回憶那段歷史的？

陳炳安：心里感慨萬千。記得那次去萬豐村，因為男人們死在逃往香港的路上，村里留下了很多孤兒寡母。逃往香港的人們回憶起這件事，很多人都淚流滿面。抓捕他們的干部回憶起這件事，搖頭說：“我們也沒辦法，他們有些人是我的親人，如果上級命令抓他們，我怎么能不抓呢？”

最近我在香港看到一對知青夫婦，他們用繩子把雙手綁在一起，冒著生命危險渡過大鵬灣，有的兄弟姐妹逃到香港，有的背著毛主席語錄逃走……他們都說，那里的經濟比我們現在好，但我們不后悔，因為10年前我們過得很好。

晨報：過去30年，總共有大約100萬人逃到香港。那么他們逃到香港后過得怎么樣？您采訪過他們嗎？

陳炳安：一開始香港人口少，對逃到香港的內地人一般都比較接納。后來隨著工業生產轉移，在香港建的工廠需要大量工人，所以不管有多少內地人逃到香港，都會接納。而且香港工廠特別喜歡逃到香港的人，尤其是游到香港的人，因為他們體力強健，受過考驗。同時他們最能吃苦，最有毅力，要求低，只求溫飽。1970年代，一批知識青年開始逃到香港，他們是一批有文化、有思想、有知識的人，可以說這批新鮮血液幫助了香港的發展。后來，這些難民中不少人名聲大噪，比如歌星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期貨教父劉夢熊等。

改革開放30年，習仲勛始終站在改革最前線，在深圳駐守12年，為廣東爭光，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

對習仲勛的印象：平易近人、沉穩負責

晨報：您能談談采訪習仲勛撰寫《大逃亡香港》的經歷嗎？

陳炳安：習仲勛是我在書中不得不寫的重要人物。當時的契機是習仲勛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20周年紀念活動。我以記者身份直接到他下榻的酒店找到他，因此獲得了他主政廣東時處理逃往香港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那天，寶安縣委書記方寶告訴我，習仲勛下榻深圳招待所，于是中午我就趕到酒店里的中餐館等他。沒過多久，他和一群人就出來了，我趕緊走上前自我介紹。然后我們站著聊了大約20分鐘，把我提出的情況和歷史一一證實。

晨報：習仲勛給您留下什么印象？

陳炳安：我記得他那天穿著中山裝，聽到我是方豹介紹的，很樂意回答問題，很親切隨和。他講話很慢，一開口就給人一種很平靜的感覺。回答問題時沒有用政治術語，語言很簡單，講事實。當被問到一些關于逃港的敏感問題時，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感受。我想，這是經過實踐走過來的老一輩共產黨員的共同心聲。

晨報：您在采訪中，有沒有提到習仲勛？對他的評價是怎樣的？

陳炳安：當然有。當地老百姓經常談論兩個人：習仲勛和陶鑄。改革開放30年，習仲勛始終站在改革的最前線，在深圳一干就是12年，為廣東要權，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老百姓說起習仲勛，總會感激地說：“感謝習書記放我們一馬。”他們的意思是，習仲勛向中央要政策，默許老百姓振興經濟。比如，他開放河口三天，允許老百姓把雞鴨帶到香港賣，還允許老百姓開工廠、做生意，讓老百姓有收入，脫貧致富。

解決逃港問題，就是要敢于冒險，重振經濟

晨報：習仲勛主政廣東時，逃港潮還在洶涌澎湃，習仲勛是如何應對的？

陳炳安：習仲勛告訴我，他的認識是逐漸改變的，不是一下子轉變的。他剛到廣東時，也有舊思想，認為逃港的人“迷戀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給共產黨抹黑”。他還想用思想教育來處理逃港問題。但他后來卻說，“實踐教育了我們共產黨員，群眾又教育了我們共產黨員”。他到深圳（當時叫寶安縣）時，當地一個大隊書記頂撞了他，他卻不覺得反感，甚至找到了處理逃港問題的新辦法，令人驚嘆。此后，他解決逃港問題的方法就改為“引導”，即振興經濟，提高江這邊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支持寶安縣在邊境劃出一塊區域，讓老百姓自由去香港經商，讓香港人過河來投資辦廠加工進料。也就是說，他背著中央，在深圳河上偷偷搞“改革開放”。當時，大規模的文革剛剛結束，習仲勛支持這些事情，很有可能被定性為“復辟”罪，讓他再次被關進籠子里。所以習仲勛對改革開放的貢獻是大的，是冒了風險的。

晨報：習仲勛為什么說“群眾和實踐教育了我們共產黨人”？

陳炳安：群眾逃港的歷史事件，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教訓。如果我們不改革開放，群眾就會用腳投票，逃走。如果說內地共產黨人對此感受還不是很強烈，那么對于大量接觸過粵港邊境群眾的人來說，站在江邊一目了然。群眾的呼聲是要走老路，還是要“變”？他們聽得清清楚楚。是群眾和實踐教育了他們，使他們得以覺醒，成為20世紀中國最早的改革者。

寶安縣改革開放比小崗村早半年

晨報：您曾說，中國改革開放的觸發點不是小崗村，而是寶安縣，您這么說的依據是什么？

陳炳安：這其實是一段很清楚的歷史：小崗村群眾簽字承諾搞承包責任制是在1978年冬天，但寶安縣早在1978年夏天就已經開始“引進外資”、進料加工了。很多村子不聽上面說的“反資思潮”，主動把當年逃到香港的人請回來，辦起“三合一”工廠，很受歡迎。1978年7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在寶安縣委書記方寶的帶領下，到經營良好的沙頭角加工廠視察，習仲勛還與“三合一”工廠的插花（膠花）女工們交談。結果，沙頭角群眾不僅不再逃港，逃出去的人也都回來了。 正是因為這種情況，習仲勛才真正看到，要解決逃港問題，必須搞好“改革開放”，這才敢去北京向鄧小平匯報，要求給廣東一個特殊政策。此時，可以說連鄧小平本人也只知道中國要“變”，但改革開放到底該如何進行？從哪里開始？知識也是有限的。改革開放最初的萌芽，是由民間發起的。這些來自基層的智慧豐富和升華了鄧小平的認識，并讓他有了先在深圳等地辦經濟特區作為“試驗”，然后“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構想。改革開放是一步步“逼”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我在書中說：“如果沒有那場用百萬人的鮮血演繹的大逃亡，歷史也許會在深圳河的蘆葦蕩里停留很多年！可以說，大逃亡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化劑！”

晨報：您如何看待目前思想界、史學界對逃難香港事件的認識？

陳炳安：對群眾逃港的歷史功績的評價還遠遠不夠。對于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它的軌跡已經十分清晰，人們至今還“抱琵琶半遮面”，不敢正視，逃港問題至今還是一個半禁區。官員們至今還怕被人說“給社會主義抹黑臉”。三十多年前，習仲勛都敢闖進這個“禁區”，我們還怕什么？我最近讀了《歷史轉折點上的鄧小平》，對此感觸很深。八十年代思想史界的思想認識在很多方面都比現在解放，敢于觸碰“禁區”。為什么現在我們的思想史界就不能解放一點、大膽一點呢？

晨報：您覺得承認這個起點有什么意義？

陳炳安：逃港事件的歷史被封存了幾十年，這也埋沒了大量干部群眾在處理逃港事件中所做的實際工作和成績。過去三十年，干部群眾想了各種辦法，做了許多努力，最后還是習仲勛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想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們，不應該埋沒他們的功績。

■《歷史轉折點上的鄧小平》劇情回顧

談“逃港”：別怪別人逃，是政策錯了

看著掛著“蛇頭”牌子的人來來往往，劉金鎖、田原和吳懿如依然勇敢地商量著如何潛入香港。為了逃往香港這個同一個目標，三個互不相識的安徽、北京、上海年輕人聚到了一起。最終，三人決定放棄游泳，用危險的“撈網”方法從寶安逃往香港。

他們三人，一個因為饑餓而逃出農村，一個因為被侮辱而逃出山區，一個因為被打成“反革命”，沒有政治前途而逃出。他們選擇逃往香港，哪怕冒著生命危險。“抓網”中的“網”指的是廣東寶安縣梧桐山邊境的一排鐵絲網。走私犯需要經過深圳梧桐山、沙頭角，翻過鐵絲網，最終到達香港。

當晚，驚慌失措的憲兵帶著探照燈和獵犬，在寂靜的夜空中劃出一道縫隙。鏡頭下，逃往香港的人們只顧自己瘋狂奔跑，人群甚至互相推搡、摔倒、翻滾……擴音器里傳來聲音：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布緊急通知，偷渡出國是階級斗爭的體現。

也正是在這一夜，“跳網”一詞傳到了葉劍英的耳朵里。電話里傳來的是許世友的大嗓門：“葉元帥？我是許世友，我們這里又出事了，這一兩個月內很多人逃到香港，幾百個年輕人集體沖過鐵絲網，還有很多人在深圳灣溺亡……中央要做出決定！”葉劍英沉默地掛了電話。

幾個月后，鄧小平重掌大權，就深圳逃港問題召開反思會。鄧小平說，逃港不能怪別人，問題可能出在政策上。“人與人之間會比較，隔著一條河，差距太大了。這是黨的政策有問題，我們的革命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