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旅游基礎理論研究回顧與展望：謝彥君、馬波教授的學術貢獻

旅游基礎理論研究收獲了改革開放的紅利，也向改革開放40年的不斷征程致敬。謝彥軍教授和馬波教授被許多學者視為當前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的領軍人物。他們用長鏡頭回望一個時代，也展望一個時代。

周亦水：總體來說，旅游基礎理論研究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40年的歷程。您如何評價過去幾十年旅游基礎理論的研究成果和成果？您認為代表性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幾代？

謝彥軍：旅游基礎理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它是指導旅游實踐的戰(zhàn)略基礎，因此歷來受到旅游學術界的重視。但我國的旅游研究有其獨特的歷史特點，即始于改革開放時期，與旅游教育、旅游產(chǎn)業(yè)同時產(chǎn)生。這一特點決定了我國旅游基礎理論研究始終與旅游實踐保持著一種來回相互評判的關系，不能始終走在實踐的前沿，始終在實踐中發(fā)揮引領作用。

不過，從理論貢獻來看，這40年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的成果還是有目共睹的。在這些成果中，以沈保甲等人為代表的老一代學者表現(xiàn)出了深切關注旅游實踐的理論建設態(tài)度。此后，一批20世紀50、60年代的學者開始致力于理論建設的規(guī)范化和整合。進入21世紀后，我國旅游研究領域的理論努力更加明顯，但也呈現(xiàn)出更加碎片化的趨勢。

馬波：自1980年旅游本科教育正式啟動以來，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開始顯現(xiàn)。按照一般邏輯，沒有旅游基礎理論的支撐，高等旅游教育就名不副實。正因為如此，主動探索旅游基礎理論的學者幾乎都是旅游院校的專業(yè)教師。這種努力從 20 世紀 80 年代一直持續(xù)至今。

我認為，已故的北京大學陳傳康教授和南開大學沈保嘉教授是早期的先驅者。謝彥軍教授是長期從事旅游基礎理論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的代表性學者。張凌云教授對平常環(huán)境與非平常環(huán)境的研究、曹識圖教授對旅游哲學的探索等都為旅游基礎理論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

客觀地講，40年來，不少學者在各自領域不同程度地觸及了旅游基礎理論問題，并都綻放出理論火花，其中包括一批來自“T”時代的年輕學者。

周亦水：回顧過去40年，現(xiàn)階段您認為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的主要不足是什么？

謝彥軍：評價一個領域的理論發(fā)展和價值，不能總是講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核心是理論的應用。縱觀我國40年的旅游理論研究，我認為有幾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首先，從概念和態(tài)度上認識理論作為知識形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局限性。不要犯科學哲學層面的常識性錯誤，不要在不了解理論的情況下否定理論。

其次，在學術研究因各種功利誘因而變得越來越碎片化的今天，學術研究的理論化和理論的集成化、系統(tǒng)化、范式化是未來旅游基礎理論建設的主要目標。只有成為范式的理論才能發(fā)揮指導實踐的作用。否則，無論有多少理論碎片，也很容易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中。

第三，理論范式的形成和傳承是在學術爭論中完成的。我國旅游理論界長期以來缺乏理論爭論的氛圍，甚至被實踐和應用所淹沒。這種局面需要打破。

馬波：如果我們把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看成是一種創(chuàng)新擴散活動，用美國學者羅杰斯提出的“S”形曲線來分析，我個人認為我們還處于“前”階段。關閉”階段位于曲線底部。畢竟，基于純粹想法的創(chuàng)新可觀察性較低，往往會產(chǎn)生分歧而不是趨同，并且被采用的速度較慢。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我國旅游基礎理論發(fā)展的營養(yǎng)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相關傳統(tǒng)學科理論的借鑒，二是西方理論體系的引進和吸收。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央旅游產(chǎn)業(yè)政策日趨積極，旅游實踐活動如火如荼，產(chǎn)業(yè)轉型升級趨勢日益明顯。一方面，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煥發(fā)出勃勃生機，另一方面，產(chǎn)、政、學、研界對旅游基礎理論的高度關注。出現(xiàn)了緊急需求。由此，旅游基礎理論的缺乏就凸顯出來。

顧名思義，旅游基礎理論具有基礎性、系統(tǒng)性和抽象性三個特點。首先，它著眼于“什么是旅游”的原始知識問題，而不是“如何做旅游”在特定時空的分支應用問題。其次，旅游基礎理論必須是一個特殊的、自洽的體系，而不是零散觀點的簡單展現(xiàn)。它涵蓋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必須符合庫恩“科學范式”的標準。第三，旅游基礎理論是嚴謹思辨和高度抽象的產(chǎn)物。案例研究不會自動產(chǎn)生理論。謝彥軍教授經(jīng)常強調“驚人的跳躍”。這就是原因。

鑒于旅游基礎理論研究極具挑戰(zhàn)性，需要知識與實踐的結合和積累，對40年歷史的回顧和評價會褒貶不一。可喜的是，國內學者在旅游基礎理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貢獻。社會各界越來越重視旅游基礎理論的研究，涉及旅游基礎理論的學者數(shù)量不斷擴大。令人擔憂的是，與高等教育和旅游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相比，旅游基礎理論的發(fā)展速度緩慢，其傳播，包括知識界內部的傳播和旅游實踐體系的外部傳播，還遠遠較低。比預期的。

對于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發(fā)展不足的原因，我個人主要有三點看法：

首先，“問題”的根源還不夠深。在引進西方理論時，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缺陷。在傳統(tǒng)學科理論的引進中，存在著人們的盲目性和“不分淮南、淮北”的粗糙性。在實踐中，觀察和反思是粗心的、膚淺的、注重過程的、忽視機制的。

二是“方法”收集上的選擇偏差，與思想研究的稀缺性相悖。定量方法流行，數(shù)學工具流行，八股形式泛濫，這顯然已經(jīng)干擾了基礎理論的發(fā)展。

三是“傳播”薄弱。由于過分強調旅游的應用特性，過分追求旅游研究的實際關聯(lián)性，謝彥軍教授團隊的旅游體驗系列研究成果等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傳播緩慢，其價值也被忽視。被嚴重低估了。被低估了，甚至學術界內部的激勵作用還沒有充分發(fā)揮出來。

周一水：基礎理論研究一般被認為是一個需要坐板凳的領域。旅游基礎研究怎么樣？也有聲音認為，學習旅游基礎理論的人才缺口突出。對于這種現(xiàn)象你怎么看？我想知道訴求是什么？

馬波：研究旅游基礎理論，必須耐得住寂寞，坐上板凳。這是對商業(yè)化普遍、學術界日益務實的時代潮流的反應。因此，很多人擔心旅游基礎理論研究會出現(xiàn)人才缺口。

和大家一樣，我當然不愿意看到這種現(xiàn)象，但想了一會兒，我覺得這種擔心可能是多余的，故障現(xiàn)象也可能根本不會出現(xiàn)。

首先，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動向旅游基礎理論靠攏。例如，近年來研究旅游體驗的學者數(shù)量和成果顯著增加。

第二，我認為從事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的隊伍雖然必須有一定規(guī)模，但結構素質更重要。

第三，我認為旅游基礎理論的外部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長。其中，旅游高質量發(fā)展戰(zhàn)略的確立、高等旅游教育內涵式增長的不可逆轉趨勢，迫切需要旅游基礎理論的發(fā)展和支撐。

如果要訴諸什么的話，我想對那些學術背后捅刀子的人說三句老話：知行合一、知識的積累和知識的實際運用。

謝彥軍：對于旅游基礎理論研究坐冷板凳的說法，我認為有一個理解上的問題。如果理解不好，也可能會產(chǎn)生誤導。

這里，有幾點需要澄清：第一，即使是自然科學研究，也不能“坐冷板凳”，更何況是社會科學研究。

其次，研究工作從類型上有多種分類。與理論研究相對，還有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毫無疑問，做應用研究、戰(zhàn)略研究的人必須先學理論才能有知識，而做理論研究的人必須先關注事實才能創(chuàng)新理論。這兩類人，誰都離不開理論，誰都離不開事實，這兩類人都應該坐在板凳上。

傳統(tǒng)的坐在板凳上的想法只是學者的觀點，與知識創(chuàng)新和知識應用關系不大。但現(xiàn)在應該強調的是，每個人都需要有一點板凳時間。

我相信當今的旅游學術界并不缺乏理論研究人才。一大批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年輕學者正在或者應該在做理論研究：那些讓業(yè)界和政府人士“看不懂”的文章不就被貼上了“理論文章”的標簽嗎？

但為什么這些學術文章不被政界、工業(yè)界認可，甚至連學術界也不承認它們是理論文章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這些學術論文即使貢獻了一定的理論，但又極其碎片化；另一方面，大量所謂的學術論文實際上只是展示研究過程、工具、方法和材料，只有學術味道，卻沒有理論貢獻。

因此，當我最近聽到有人呼吁旅游研究注重“實踐相關性”時，我的口號寧愿是“理論相關性”：旅游學術研究應該產(chǎn)出真正對理論有貢獻的文章。只要你的理論能夠來自實踐并回歸實踐，“實踐相關性”就是理論生成問題的內在意義。

周一水：文化與旅游融合后，旅游基礎理論研究是否需要做出一些新的突破、調整和改變？該研究領域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是什么？

謝彥軍：“文旅融合后”，我有兩種理解：“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后”，或者“人們提出文旅融合口號后” 。我不太理解“文旅融合后”，因為從宏觀層面和歷史階段來看，很難說文化和旅游是否真正融合，是否應該融合，或者說應該融合。至少不能一概而論。規(guī)則需要探索。

我個人的看法仍然是旅游是一種現(xiàn)象，文化是一種現(xiàn)象，但我不知道文化旅游是不是一種現(xiàn)象。 “文化旅游”一詞出現(xiàn)后，再次引起了文學意義的諸多混亂，仿佛漢字面臨著“字義無法理解”的境地。有時候看來，中國的旅游學術界需要學習一些形式邏輯，或者回到先秦時期的名家那里去尋求一些補給，否則總是會陷入不誠實、說不出來的尷尬境地。不順利，做事不順利。這種情況已經(jīng)發(fā)生過好幾次了，大家都知道。

總的來說，我個人覺得未來的旅游基礎理論研究將一如既往地觸及文化與旅游的地域關系。但這些問題解決后，還是要回歸到旅游本身的范疇。它不應該致力于將自己轉變?yōu)椤拔幕糜位A理論”之類的東西，因為這很可能將自己的理論大廈建立在虛無之上。

馬波：我個人很認同文化與旅游融合的政策，這不僅可以促進旅游本質的回歸，也有利于推動旅游文明的進步。

由于我國旅游業(yè)的發(fā)展長期籠罩在經(jīng)濟帝國主義的氛圍中，文旅融合戰(zhàn)略的實施將對旅游業(yè)的基礎理論研究產(chǎn)生一些積極的影響，或者一些基本概念有望得到加強如進一步凸顯旅游體驗屬性的重要性、強調公正與效率并重、本土化與國際化、重視個性化方法論、強調短期與長期、局部與整體的平衡等。

個人認為，當前高等旅游教育迫切需要響應文旅融合的導向，進行深入反思和模式改革，進而推動旅游基礎理論研究的創(chuàng)新和系統(tǒng)完善。

周亦水：您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在基礎理論領域進行研究。如果您想做一個回顧或總結，您對您個人的相關研究有何看法？您對哪些研究結果比較滿意？

謝彥軍：其實我個人并沒有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不應該談論這個問題。如果可以作為警示的話，我可以總結幾句話：

首先，我試圖將學術界的一些理論成果整合起來，試圖使它們在一個基本的理論綱領下發(fā)揮作用。這項工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勞動強度大，工作量也比較大。相關著作有《旅游基礎》和《旅游體驗研究：現(xiàn)象學視角》。此后，其他作品主要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發(fā)表的。

其次，我力求把自己的專業(yè)研究建立在比較扎實的一般科學哲學基礎上，保證理論研究符合知識創(chuàng)新的一般規(guī)律。這方面尤其得益于統(tǒng)計學、旅游研究方法等課程的長期教學，以及近十年來沉浸在認識論領域的經(jīng)歷。相關成果有《旅游研究方法》和《陵水食談》兩本書。

第三，我還努力要求自己的理論研究能夠“來自實踐，到實踐中去”，因為這是保證理論有用性的基本前提。這方面的努力始于1993年我在英國留學時，當時我正在做“英國假日旅游市場在中國的研究”項目。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堅持這個原則，包括近年來對工業(yè)旅游的具體壁壘和海口騎樓老街的研究。

馬波：雖然我一直關注旅游基礎理論的發(fā)展，也有一些個人的研究經(jīng)歷，但與謝彥軍教授等人的努力相比，我并不認為自己是專門從事這一領域的學者。

在個人近30年的學術實踐中，無論從教育、文化、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區(qū)域等不同角度，確實有繼續(xù)深入研究的趨勢，但離根源還有一定距離。 。

我比較關注旅游的人文和社會屬性，因此有人文意識，更喜歡自下而上的方法論，強調公平要素的嵌入和制度體系的調整。